晨光透過旅館薄薄的窗簾,把房間染成一種渾濁的灰白色。
何遠醒來時,徐光石已經坐在床邊。
“醒了?”何遠坐起身,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。昨晚睡得不好,夢里全是破碎的畫面,陳薇轉身離去的背影、公司會議室里那些冷漠的臉,還有徐光石站在暴雨中敲車窗的樣子。
何遠摸過床頭的手機,屏幕亮起,顯示早上六點四十七分。他習慣性地點開微信,陳薇的對話框還停留在昨晚那句“注意安全”上。再往下滑,是幾個工作群的未讀消息,他懶得點開。
正要退出,通知欄彈出一條新消息,來自他昨天發帖的那個尋親平臺。
“您發布的尋親信息有用戶回復。”
何遠手指頓了頓,點開。
發信人ID叫“青山史話”,頭像是個戴著老花鏡、站在書架前的老人。消息很簡短:“您好,看到您尋找李大山烈士后人的帖子。我是羅田本地退休歷史教師,家里長輩曾在1934年底收養過一位紅二十五軍傷員,時間地點有些吻合。如方便,可面談。我的電話:138xxxxxxx。”
何遠盯著這行字看了好幾秒。退休歷史教師、收養傷員、1934年底……這幾個關鍵詞像鉤子,把他心里那點快要熄滅的希望又勾了起來。
“有消息?”徐光石察覺到他的異樣。
“可能。”何遠把手機遞過去,“你看看。”
徐光石接過手機,手指在屏幕上滑動得有些笨拙。他識字,但看這種電子屏幕顯然還不習慣,眼睛湊得很近,一個字一個字地讀。
“去看看?”何遠問。
“去。”徐光石回答得很干脆,但聲音里藏著某種小心翼翼的克制,像是怕希望太大,摔碎了會更疼。
兩人洗漱完,下樓退房。前臺換了個年輕小伙子,正低頭刷短視頻,外面的聲音很吵。何遠遞過房卡,小伙子頭也不抬地接過,在電腦上點了幾下:“押金退你微信?”
“現金吧。”何遠說。
小伙子這才抬頭,瞥了他一眼,又瞥了眼站在旁邊的徐光石,小伙子的目光在徐光石身上多停了兩秒,沒說什么,拉開抽屜數錢。
走出旅館,清晨的街道剛剛蘇醒。早點攤冒著熱氣,賣豆漿油條的老板娘正麻利地收著零錢。
何遠按照“青山史話”留的地址導航,位置在縣城老城區,離廣場不遠。車子穿過幾條街,兩旁的建筑漸漸變矮,出現了一些20世紀90年代的老樓,墻皮斑駁,陽臺上堆著雜物。
“就是這兒了。”何遠把車停在一棟六層居民樓下。
樓道里光線昏暗,聲控燈時亮時滅。他們爬到四樓,敲響402的門。
門開了一條縫,露出一張老人的臉,花白頭發,戴一副黑框老花鏡。
“是何遠先生?”老人問,聲音溫和。
“是我。您是‘青山史話’老師?”
“對對,進來吧。”老人把門完全打開,側身讓兩人進屋。
房子不大,兩室一廳,陳設簡單但整潔。最顯眼的是客廳那面墻的書架,從地板頂到天花板,塞滿了書。大部分是歷史類,還有不少地方志、黨史資料,書脊上的字有些已經模糊了。
“坐,坐。”老人指了指沙發,“我姓周,周文瀚。退休前在縣一中教歷史。”
何遠和徐光石在沙發上坐下。沙發是舊式的彈簧沙發,坐下去有點陷。徐光石坐得筆直,雙手放在膝蓋上,帆布袋緊緊抱在懷里。
周老師倒了三杯茶,用的是那種印著“先進工作者”字樣的搪瓷杯。茶葉在熱水里慢慢舒展開,冒出裊裊熱氣。
“您昨天發的帖子,我看到了。”周老師摘下眼鏡擦了擦,又重新戴上,“李大山,紅二十五軍,1934年……這幾個信息湊在一起,讓我想起家里一件舊事。”
他起身走到書架前,從最上層取下一個木盒子。盒子不大,漆面已經斑駁,邊角有磕碰的痕跡。周老師把盒子放在茶幾上,打開。
里面鋪著紅絨布,絨布上放著一個搪瓷缸。
缸子很舊了,白色的搪瓷掉了好幾塊,露出底下黑色的鐵坯。缸身上印著紅色的五角星,缸口有一處明顯的凹痕,像是被什么重物砸過。
“這是我祖父留下來的。”周老師小心地拿起搪瓷缸,“1934年冬天,紅二十五軍從我們這一帶經過。那時候我祖父住在山里,具體哪個村我現在也說不太清,反正很偏。有一天夜里,他聽見有人敲門,開門一看,是個紅軍傷員,傷得很重,左腿中彈,流了很多血。”
客廳里很安靜,只有周老師平緩的講述聲。
“我祖父把傷員扶進屋,藏在地窖里。那時候白軍搜得緊,抓到藏紅軍的人要殺頭的。我祖母懂點草藥,給傷員清洗傷口,敷藥。傷員在我家藏了三天,能勉強走動了,就說要去找隊伍。”
周老師頓了頓,看向徐光石:“那個傷員,也姓李。叫什么名字我祖父記不清了,只記得是個班長,說話帶湖北口音。”
徐光石的身體微微前傾,眼睛盯著那個搪瓷缸,呼吸變得有些急促。
“傷員走的時候,把這個缸子留給了我祖父,說沒什么能報答的,這個缸子跟著他走過不少地方,留個念想。”周老師把缸子輕輕放在茶幾上,“我祖父一直留著,后來傳給我父親,又傳給我。我研究地方史之后,查過資料,這個款式的搪瓷缸,確實是當時紅軍中比較常見的。”
何遠看向徐光石。少年臉色有些發白,嘴唇抿得很緊。
“能……能給我看看嗎?”徐光石的聲音有點啞。
周老師點點頭。
徐光石伸出手,指尖在碰到缸子前停了一下,然后才小心地拿起來。他看得很仔細,看掉了漆的地方,看那個凹痕,看缸底磨損的痕跡。
“這個凹痕,”徐光石突然開口,“可能是庾家河突圍那天留下的。”
周老師愣了一下:“什么?”
“庾家河。”徐光石抬起頭,眼睛里有水光在晃,“1934年12月,我們在庾家河被包圍。突圍的時候,炮彈就在身邊炸。班長——李班長把我撲倒,一塊彈片擦著他后背飛過去,打中了他背包里的這個缸子。”
他翻過缸子,指著凹痕旁邊一道淺淺的劃痕:“這是彈片劃的。班長后來還說,虧得缸子擋了一下,不然彈片就得鉆進他背里。”
周老師的呼吸屏住了。他看了看徐光石,又看看何遠,眼神里充滿了難以置信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?”周老師的聲音有些發顫,“這件事,我祖父從來沒跟外人說過。那個傷員確實提過庾家河,說他們是從那兒突圍出來的,但沒說過缸子是怎么凹陷的。”
徐光石沒有回答。他把缸子捧在手心里,低下頭,額頭幾乎要碰到冰涼的搪瓷。
“班長背著這個缸子,走了很多路。”他的聲音很低,像是自言自語,“過河的時候,缸子里裝過水。沒糧食的時候,缸子里煮過野菜。后來……后來在庾家河,他把我推到石頭后面,自己轉身朝敵人沖過去。我聽見他在喊,喊什么聽不清,炮彈聲太響了。”
客廳里靜得能聽見墻上老式掛鐘的滴答聲。
何遠感到喉嚨發緊。他看著徐光石,看著少年微微顫抖的肩膀,看著那個舊搪瓷缸,突然意識到,無論眼前這個少年是誰,無論他的故事多么不可思議,至少在這一刻,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真的。
那種真,不是背誦史料能背出來的,不是表演能演出來的。那是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記憶,帶著硝煙和血的味道。
“那個傷員,”徐光石抬起頭,眼睛通紅,“他后來……找到隊伍了嗎?”
周老師沉默了很久,才緩緩搖頭:“沒有。我祖父說,他走之后就沒消息了。那時候兵荒馬亂的,一個人帶著傷進山,兇多吉少。”
徐光石閉上眼睛。何遠看見他喉結滾動了一下,像是在吞咽什么很苦的東西。
“不過,”周老師又說,“我祖父記得,那個傷員臨走前說過一句話。他說,如果他回不去了,讓后來人記得,他們走這條路,不后悔。”
徐光石睜開眼,淚水終于滾下來,落在搪瓷缸上,濺開小小的水花。
“是班長的話。”他哽咽著說,“他常這么說。他說,等仗打完了,后人過上好日子,能記得有人為這個拼過命,就行了。”
周老師摘下眼鏡,用袖子擦了擦眼角。他起身走到書架前,抽出一本厚厚的冊子,翻到某一頁。
“這是我整理的本地紅色史料。”他把冊子攤開在茶幾上,指著一行手寫的記錄,“你看,這里記著,1934年冬,紅二十五軍一部經我縣境內轉移,有傷員流落民間,群眾冒險救助。具體姓名、番號不詳。”
記錄很短,只有兩行字,但在那兩行字背后,是一個活生生的人。
“所以,”何遠深吸一口氣,“這個傷員,可能就是李大山班長?”
周老師卻搖了搖頭:“時間、部隊都對得上,但有一點對不上,我祖父記得很清楚,那個傷員說,他是湖北黃安人,不是羅田人。”
徐光石猛地抬頭:“黃安?”
“對,就是現在的紅安。”周老師說,“他說他家在黃安七里坪,家里還有老娘。如果他犧牲了,希望有人能給他娘捎個信。”
徐光石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去,他抱著搪瓷缸的手在抖。
“不是班長……”他喃喃道,“班長是羅田人,他親口說的。黃安……黃安是徐排長的老家。徐排長也是庾家河犧牲的,他背包里也有這么一個缸子,一模一樣的。”
線索在這里斷了。
不是李大山,是另一個姓徐的排長。
缸子可能不是班長的,而是徐排長的。
何遠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,就像在黑暗里好不容易摸到一根繩子,順著爬上去,卻發現繩子盡頭還是黑暗。
周老師看著徐光石失魂落魄的樣子,輕輕嘆了口氣。他起身,從書架上又取下一本相冊,翻到其中一頁。
那是一張黑白老照片,已經泛黃了。照片里是個穿著舊式棉襖的老人,坐在藤椅上,背景是土墻瓦房。老人面容清瘦,眼神平靜。
“這是我祖父,周繼先。”周老師說,“拍這張照片時他已經八十多了。他活到九十二歲,前年才走的。走之前,他還念叨過那個紅軍傷員,說不知道他后來找沒找到隊伍,傷好全了沒有。”
周老師的手指在照片上輕輕拂過:“我小時候,祖父常給我講這個故事。祖父說,他等了一輩子,也沒等到那個人回來。”
徐光石盯著照片,看了很久很久。
“周老師,”他忽然開口,聲音很輕,“我能……給這位老爺爺鞠個躬嗎?”
周老師愣了一下,然后緩緩點頭。
徐光石站起來,把搪瓷缸小心地放回木盒里,然后面向照片,站直身體,抬起右手,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,背挺得筆直,像一棵年輕的松樹。
然后他彎下腰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抬起頭時,他臉上還有淚痕,但眼神已經平靜下來。
“謝謝您祖父。”他說,“也謝謝您,周老師。這個缸子……能讓我再看一會兒嗎?”
“你看吧。”周老師說,“看多久都行。”
徐光石重新坐下,把搪瓷缸捧在手里,不再說話。他只是看著它,像是要通過那些斑駁的漆、那些凹痕和劃痕,看到九十多年前那個冬夜,看到那個敲門的傷員,看到那段被塵封的、幾乎要被遺忘的往事。
何遠坐在旁邊,看著這一幕,心里某個地方被狠狠撞了一下。
他忽然想起自己剛當導游時,帶過一個老年團去延安。團里有個老太太,在王家坪紀念館里,對著一張黑白照片哭了很久。后來何遠才知道,照片里那個年輕的小戰士,是她失散了六十多年的哥哥。1947年跟著部隊走了,再沒回來。
那時候何遠還年輕,只是覺得感慨。現在他才明白,有些離別,不是地理上的距離,是時間鑿出的深淵。站在深淵這邊的人,用一輩子等一個回音,而深淵那邊,早已萬籟俱寂。
“何先生。”周老師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,“你們……還要繼續找嗎?”
何遠看向徐光石,少年依然捧著那個缸子,像捧著一捧火,一捧快要熄滅、但還在掙扎著燃燒的火。
“找。”何遠聽見自己說,“只要還有一點可能,就找下去。”
周老師點點頭,從抽屜里拿出一張名片:“我在本地文史圈還有一些朋友,我幫你們問問。雖然這個缸子不是你們要找的那位班長的,但至少證明,你們找的方向沒錯。1934年冬天,確實有紅二十五軍的傷員經過這一帶,也確實有群眾掩護過他們。”
何遠接過名片,道了謝。
離開周老師家時,已經是中午。陽光很亮,照在老舊的樓道里,灰塵在光柱中飛舞。
徐光石一直沒說話。直到坐進車里,他才開口,聲音干澀:“何老師,你說……徐排長的家人,后來等到他回去了嗎?”
何遠發動車子,引擎發出低沉的轟鳴。他握著方向盤,看著前方被陽光照得發白的路面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誠實地說,“但至少,周老師的祖父等到了,等到了九十年后,還有人記得那個敲門的傷員。”
車子駛出家屬院,匯入街道的車流。
何遠握緊了方向盤。
那一刻,他忽然明白了這段旅程的意義。不是求證一個少年究竟來自哪里,不是完成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。
而是見證,見證一些幾乎要被時間淹沒的東西,如何在這個喧囂的時代,依然發出微弱而固執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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